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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域经济崛起拉动中国“内需”

  经过连续6个季度的调整之后,“软着陆”态势基本确立的中国经济开始寻找新的增长动力。短短一个月内,湖南、贵州等省连续出台了投资规划的“大手笔”。有人戏称,经过2009年中央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,如今地方省份即将上演“4万亿2.0版”。
 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依然疲软,中国经济指望不上“外需”,而国内消费短时间内不可能有突破性增长。这时候,常常被指责效率低下的“铁公鸡”项目仍然成为“香饽饽”,对地方经济而言,投资拉动这个“老办法”,仍是解决发展瓶颈的法宝。
  围绕投资拉动利与弊的“口水战”格外热闹。反对者认为,中国经济比下滑更危险的,是地方政府在“稳增长”的烟雾弹下,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,“将政绩留给自己,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任”,甚至可能变成“定时炸弹”。
  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坚信,中国基础建设的空间巨大,未来10年甚至20年,投资拉动都还是中国经济的支柱,关键问题是“如何提高投资效益”。
  经济学家李才元称,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可能正在经历“中央向地方转移”、“政府向民间转移”两个重要的转型,中国经济的“内需战略”正处于关键时刻,“从前是长胖了,长高了,现在要长肌肉,长结实”,因此,首要问题是克服“内虚症”。
  地方版“4万亿”的非理性?
  7月以来,各地在中央“稳增长”的宏观经济定调后表现出“百舸争流”的架势。
  据报道,7月20日宁波市出台《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》,政策内容包括减税、降低中小企业成本、鼓励重大工业项目建设、强化区域业绩考核等措施。
  7月23日,南京市出台《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,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》,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、拉动消费的政策,涵盖投资拉动、房地产消费、汽车消费、旅游休闲消费、文化体育娱乐消费、教育消费、健康消费、会展消费、节假日和新型方式消费以及绿色消费等10个方面。
  长沙市的规划格外“惊人”。他们在7月末公布了195个项目,向全球金融机构发出投融资邀请。其中包括“四十”个重大项目和155个一般项目,总投资额高达8292亿元,其中“四十”个重大项目总投资为3748亿元,包括“十大片区建设项目”、“十大基础设施”项目、“十大中心镇(小城市)”项目和“十大产业项目”。
  贵州省也不甘落后,《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》中提出,计划投资两万亿至3万亿元,涉及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、50个省级重大项目、200个省级重点项目。
 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,在“稳增长”的大背景下,各地的投资冲动并非个案,而是很多地方“集体行动的逻辑”。其实,早在中央提出将“稳增长”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前,一些地方已经希望中央再次出台“4万亿2.0”的刺激计划,通过新一轮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。
  马光远对投资拉动经济的批评态度很有代表性。他表示,过去几年,很多地方上马的项目“基本还债无望,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”。今年如果再次听任地方随意“涂鸦”,大胆投资,在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,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。这样,“债务黑洞越积越大,这对于银行而言,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”。
  他甚至用“天使抑或魔鬼”的比喻,来提醒人们要警惕地方新一轮投资泡沫。
 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则认为,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“四万亿”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、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,此次地方版“4万亿”投资计划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、产能过剩、加重金融风险等隐患。
  他还从中国经济循环的内在机理分析“投资拉动”的不可持续性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是以出口、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,形成了一个完整循环链条,并且顺利带动了投资增长,消化了产能扩张。近10年来,我国已经遭遇3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。第一次是1998年到2001年,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,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。前两次产能过剩我们都能成功化解,在于按照从前的经济运行逻辑,追加的投资能消化掉前面的过剩产能,而从2009年开始的产能过剩拖到今天,不但解决不了,而且麻烦越来越大。
  这中间,根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,导致既有的经济循环链条运转失灵:首先,世界经济整体下滑,中国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,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面临生存困境;其次,人力成本、土地成本、资源成本快速上升,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压缩,企业利润大幅下滑。在上述因素联合挤压下,企业自主投资动力严重不足,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速度明显减弱。也就是说,“出口、工业化和城市化”这三者之间的链条衔接出现了问题。
  赵晓表示,由于政府投资往往缺乏效率,再加上大部分项目是基础建设等民生项目,项目的经济回报短期内难以还本付息,这就注定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。“追求总量而不追求质量,投资过快、投资效益低下一直是我们没能解决的难题”,若此时推出地方版“4万亿”,只会恶化这一趋势。
  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的批评更直白。他认为,地方政府之所以都喜欢上大项目,因为他们需要政绩,需要花钱,更因为来自中央政府和商业银行的钱多数是不由那一届政府归还的,甚至还可能永远不还。而以现有税制为例,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不是以产量或者销量定税额的话,投资冲动自然就少多了,因为GDP一旦不等于税收,投资再多也未必等于钱袋子,地方政府自然没有了积极性。可是,目前的实情决定了中国经济还是“投资经济”,一旦中央政府提出要把“稳增长”放在更重要的位置,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,“就是风向标,就是荣辱榜”。

  “铁公鸡”被妖魔化了吗
  一谈投资拉动,人们就会想到以基础设施为主的“铁公鸡”项目(铁路、公路、机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工程)。在本轮长沙市的投资“大手笔”中,引人注意的要算花714亿元重点建设的黄花机场和轨道交通等基建项目。
  相应的,国家发改委近期表示,将按照《“十二五”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》对国内原有机场布局规划进行调整完善,规划布局新增运输机场82个,预计到“十二五”末建成通航的运输机场将达到230个左右,全国80%以上人口在直线距离100公里内能够享受到航空服务。
  不过,外界对中国扩建机场的热情表示担忧。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报道称,2011年中国有大约130个客运机场,亏损额达20亿元,而未来经济态势处于下降通道中,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比较低,急于扩建机场并不合理,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为了刺激经济而“浪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钱”。
  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反驳了这种批评。他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我国现在的机场建设,不是超前了,恰恰是大大滞后了。他举例称,美国有各类机场1.9万个,而中国现在真正运行的航空机场才182个,加上通用航空机场还不到300个。而像巴西、南非这些国家,他们的客货运输运营的机场有700多个。
  李家祥还举例称,去年日本发生地震以后,中国民航要派飞机赴日接中国公民撤离,这才发现,日本能够起降飞机的机场,除了一些大城市之外,县、市,都有机场。
  他说:“民航是基础性产业、战略性产业,事关基础、事关长远、事关全面的事,那就要率先,率先就要有一定的超前性。”
  事实上,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,对“铁公鸡”项目的争论一直没停止。经济分析人士张捷认为,“铁公鸡”建设有所超前,但这些基础建设的效益会在中国进入老龄化后发挥重大作用。
  比如,公路建设收费许可一般是20年到25年,最长也不超过30年,但这些道路的使用寿命要远远超过这些年份,20年后,现在我们大力建设的收费公路将逐步进入“基本免费时代”,中国经济压力会在这些基础建设的效用下减缓。他认为,这是中国经济相对其他新兴经济体的“先发优势”,因为当年的“浪费”,长期来看就是节省。
  从数据上看,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其实仍然巨大。
  中国机场数量仅居于世界第15位,相对第1位的人口、第3位的总面积来说,差得还很远。按国土面积平均的公路网密度看,中国每万平方公里只有74.89公里,而德国为1009.2公里、英国为699.1公里、法国为538.3公里、日本为533.62公里、印度为191.73公里,中国排名大概在60位之后。
  按人口计算,中国铁路网密度为每万人0.56公里,而加拿大为16.18公里、俄罗斯为5.9公里、美国5.55公里、法国5公里、德国4.4公里、英国2.85公里、日本1.59公里、印度0.63公里。有分析人士戏称,中国这个经济总量第二、制造业第一的大国,其实铁路密度指标仅为加拿大的3.5%、美国的10%,人均才5.6厘米,不及半根铅笔长,世界排名在百位之后。
  从绝对数量看,尽管2011年年底中国铁路里程数突破9.9万公里,可这只相当于美国1870年代的规模。美国铁路系统扩张在20世纪下半叶回归理性,而在2009年总里程数也达到22.6万公里,为中国的两倍有余。正因为铁路建设总量与经济发展增速并不匹配,中国铁路才成为世界上最繁忙和最拥挤的铁路系统,铁路网络占世界铁路总网络的6%左右,但运量占全球的24%。
  反映一国工业化进程最基础的指标是钢铁。目前,即便中国以每年6亿吨的钢产量雄踞世界第一,但从钢铁蓄积量(即该国工业化以来的钢铁积累总量)看,中国2008年年底达45亿吨,日本当时为47亿吨,而美国在1988年钢铁积累量就已达60亿吨,这还不包括美国大量进口产品所带来的钢材消费量。这意味着,美国比中国早数十年完成了重工业化,即便再干10~20年,中国也不一定达到美国的水平。
  从人均指标看,中国人均钢铁蓄积量大约不到3吨,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数是8~10吨,日韩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可达到15~20吨。
  经济学家杨帆说,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差距主要还是体现在重工产品,包括基础设施、交通工具和住宅上,因此,中国经济还应“以钢为纲”。
 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认为,尽管新中国前期已经大体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,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,至少在中西部省份,一些工业企业使用的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、日本生产的设备,甚至是上世纪洋务运动时引进的设备,起点较低的乡镇企业设备陈旧问题尤为突出。
  近年来,基础设施领域有部分地区确实出现了居民稀少的“鬼城”、长期人流稀疏的机场,但中国基础设施需求增长极快,某些需求增长堪称“爆发式”,大部分新增基础设施不存在长期闲置问题,更常见的是,在比预期短得多的时间里就达到了满载。
  这其实意味着,个别投资项目的失误或“超前”,并不能改变中国基建投资长期总体不足的大局。

  县域经济崛起拉动中国“内需”
  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投资比例较高,这似乎正在形成共识。
 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最近表示,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刻一定程度上需要“凯恩斯主义”。他认为,要走出全球经济困境,就应增加投资,尤其是那些能消除瓶颈、增加生产率的投资。他在公开场合赞扬去年11月G20峰会达成的首尔发展共识,因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即为基础设施建设。
  在该次峰会之后,新加坡与世界银行共同召开东亚基础设施融资高层会议。在会上,新加坡准备用主权基金承诺5000亿美元的东亚基础设施发展资金,支持东亚基础设施发展。
  林毅夫将类似举措与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实行的“马歇尔计划”相提并论,称如能设立更多这样的基金,将可望为全球经济复苏奠定更牢固的基础。他坚信中国经济在未来长时间内仍会以投资为主,并且可以保持GDP增速8%20年。
  事实上,如果仔细查看各地方的“4万亿”计划,其侧重点并不相同。在中西部地区,“铁公鸡”类的基础项目偏多,这是因为这方面本来在偏远地区就“欠账多”。而东部省份,把投资方向主要选在市政、公共设施等有关民生的项目上,东部省份多年来集中精力建工厂搞外向型经济,回归公共建设也相当于是“补课”。
  梅新育认为,在国内成本上升、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订单流失等压力下,中国迎来新的、范围更广泛的全面产业转移与升级时期。在微观层次,向中西部布局生产已经在企业界蔚然成风;在宏观层次,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。
  比如,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,2007~2010年间,东部地区占比从48.1%下降到42.7%;中部地区占比从20.6%提高到23.2%;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9.8%提高到2007年的21.0%,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22.8%;东北从2004年的8.1%提高到2007年的10.3%,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1.3%。
  从工业生产总值来看,2007年~2010年间,东部地区占比从57.8%下降到52.9%;中部地区占比从18.2%提高到20.3%;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3.5%提高到17.8%;东北从2004年的9.6%下降到2007年的8.7%,2010年回升至9.0%。
  他的结论是,我国投资产生的新供给和新产能具备较强的需求,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远远超出一般的估计。同时,近年来,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,中、西、东北部地区发展迅猛,进一步化解了固定资产投资账面数据过高的问题,因此,“当前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”。
 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,在外需不振的大前提下,中国经济正转向“内生性循环”,完成这个重大战略转型,必须统筹协调投资和消费这两驾马车。如果说上一轮经济增长,主要由中央政府牵头推动,那么未来一段时间,实现“软着陆”之后的中国经济,已经开始“让地方经济唱主角”。
  在他看来,这种驱动模式的改变,恰恰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正在“深入到肌肉和骨头里去”。因为,中国基层经济的状况,相比于已经与世界接轨的大城市而言还相当落后,不要说乡镇,就算县城的基础建设和城市化进程,都大大落后于我国工业化水平,如果能够调动地方和基层的发展后劲,实现“县域中小城市的大面积绿色崛起”,中国经济一定能扭转长期外向型经济造成的“内虚症”,真正的扩大“内需”,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  “中国必须改变以前的‘农村为城市生产,城市为国外生产’的扭曲循环,城市资源、资金和生产能力,要‘下乡’到县,而乡村的劳动力、消费能力,要‘上行’整合到县,县域经济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节点。”他说:“这样中国经济肌体才能生生不息。”
  以地方为主角的经济发展如何避免债务扩大难题?李才元认为,这必须调动包括国企、民企在内的大多数闲置的“民间存量资金”,以银行信贷和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为代价的发展不可持续,长期看会出问题,而事实上地方政府手中都握有大量资产,可以用这些资产来置换企业的投资,吸引央企、民企等各路社会资本,加入到地方基础建设和各类投资项目中。
 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,近两年来,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幅增加,今年上半年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增至62.1%,远高于2010年5月鼓励民间投资的“新36条”出台时的51.2%。
 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有关负责人称,民间投资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、公共设施、教育、卫生等行业和公共事业领域投资中的比重一直较低,随着民间投资“新36条”和相关实施细则出台实施,近期这些行业的民间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同期行业均值,民间投资已成为支撑投资增长的重要“稳定器”。
  能够证明民间存量资金实力的案例,还有刚刚开工的蒙西华中铁路项目。这条从内蒙古到江西全长1837公里的铁路,总投资超过1500亿元,由中国铁投、中煤能源、伊泰煤炭、中国神华等16家企业投资兴建,被认为是铁道部建设权和经营权下放的典型案例。分析人士称,从另一个角度看,这种投资方式缓解了铁路部门这些年“大扩张”带来的债务压力。
 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,张捷称,应该在中国有人口红利和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时候进行,等中国发展到老龄化社会、劳动力不足的时候,还可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“铁公鸡”建设吗?他提醒,别忘了这些“铁公鸡”恰恰是社会发达的基础。
  而对于那种地方投资会“乱花钱”、“效益低”的担忧,李才元认为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,不能一概而论。
  “地方经济和民间存量资金,将是下一轮经济高潮的‘双主角’”,他说,这个大方向是对的,在注重投资效益的同时,中国经济已经到了“向下延伸”的时刻,“大城市病”正在透支中国经济肌体的体力,而在以县区为主的小城镇的广阔天地中,可以大有作为。
  (作者:众石  来源:中国青年报  2012.09.0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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